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，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，就是1960年3月，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“工作”，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。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，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，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“定量”。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，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。但是偏偏在这严峻

(下)老师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，是教语文课的潘志霄老师和杨滋园老师。潘老师是山西人，当过记者，有丰富的经历。有一次讲到课文中的一个什么人，老师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，用他家乡的土话说：“你看他那个毬毛鬼胎的样子，还想这个那个的。”这话配合着他的神情，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，使我学会了对某些人的鄙视。他教导我

中学时代党治国（上）入学中学时代的六年,是在家乡韩城县度过的。1947年仲秋，解放军攻打韩城县城三个晚上，国军58团撤退。解放军占领三天，运走了军械物资后又主动放弃。1948年元宵节过后不久，韩城县北邻宜川县的瓦子街战役，刘戡任军长的29军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围歼，于是驻防韩城县的国军72团撤走，解

1970年2月16日，我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名被捕，关押到铜川市监狱（看守所）14监号。监号的门刚在身后关上，立即迎上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，热情地说：“心里不要难受。咱们都是牛鬼蛇神！”虽然在四五千人的“公捕”大会上，我已横下了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坚硬决心，他的话仍然使我感到亲切，油然生久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不在乎考试的分数和名次。但是爱钻研问题，为了一个物理问题常常和同学辩论得面红耳赤。除了特别喜欢数理化，也喜欢文学。初中三年级，就读完了红皮20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尽管囫囵吞枣，许多文章都是一知半解。常爱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一些稿子，仿效鲁迅笔法，被低年级的同学称为“小鲁迅”。到了高三，要

1968年5月，我在煤矿当掘进工。热心的朋友向我推荐一种瓷制的“毛主席像章”，直径约50厘米，厚度约1.5毫米，底色纯白光洁，制作异常精美。5角钱一枚，一元钱三枚。我“请”了三枚，放置在用肥皂箱改装并加锁的“百宝箱”中。接着矿区发生了武斗，我跟着矿上的“造反派”群众，连夜逃到铜川市，第二天又乘车回到

吾友长安光慈先生，家传方孝孺氏所书《赤壁赋》中堂，非惟书法之至宝，其所蕴含天地之正气，尤为当世之绝无。观其字，思其人旷绝今古之人格，慨乎当世几无所谓书法，亦几无人矣！方孝孺，字希直、希古，1357年（元惠宗至正十七年）生于浙江宁海，自号逊志，世称“正学先生”。先生幼警敏，目炯炯有神，日读书盈寸，乡人

从1970年到1979年，我先后被投入铜川市监狱、西安市新安砖厂、富平县庄里钢球厂以及铜川市崔家沟煤矿等监狱关押、“劳改”。其间我认识的犯人数以百计，有些后来还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使我至今仍对他保持尊敬的那个人，却不是我的朋友，而且似乎谁也不是他的朋友。他的名字叫昝觉民。时间大概是1

高守义是我第一个师傅，也是我最后一个师傅；就是说，他是我唯一的师傅。1958年2月，正是寒风料峭的日子，北京市100多名被打成“极右分子”的高校学生和教师受处分到京西矿务局“劳动考察”。我打点自己的被褥等简单行李，徐启明同学帮着送到操场的检阅台下边。徐启明与我同班而且同住一个宿舍。那时共产党实行“孤

“哈哈哈哈！”“哈哈哈哈！”我面红耳赤，又羞又恼，越想越气。这是1949年的夏天，我念完了初中一年级，在外婆家度暑假。晌午时刻，外婆家凉爽的门道里总有一些人在喝茶、抽水烟、拉闲话。外婆的村子是一个有名的大村子，唤做“坡底村”，南临“官道”，居住着数百户人家。坡底村“解放”前是“乔南乡”政府所在地，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