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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走清华园
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,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,就是1960年3月,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“工作”,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。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,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,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“定量”。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,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。但是偏偏在这严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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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学 时 代(下)
(下)老师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,是教语文课的潘志霄老师和杨滋园老师。潘老师是山西人,当过记者,有丰富的经历。有一次讲到课文中的一个什么人,老师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,用他家乡的土话说:“你看他那个毬毛鬼胎的样子,还想这个那个的。”这话配合着他的神情,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,使我学会了对某些人的鄙视。他教导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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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学 时 代(上)
中学时代党治国(上)入学中学时代的六年,是在家乡韩城县度过的。1947年仲秋,解放军攻打韩城县城三个晚上,国军58团撤退。解放军占领三天,运走了军械物资后又主动放弃。1948年元宵节过后不久,韩城县北邻宜川县的瓦子街战役,刘戡任军长的29军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围歼,于是驻防韩城县的国军72团撤走,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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诱 供
1970年2月16日,我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名被捕,关押到铜川市监狱(看守所)14监号。监号的门刚在身后关上,立即迎上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,热情地说:“心里不要难受。咱们都是牛鬼蛇神!”虽然在四五千人的“公捕”大会上,我已横下了“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”的坚硬决心,他的话仍然使我感到亲切,油然生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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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怎样考大学的?
上高中的时候,我不在乎考试的分数和名次。但是爱钻研问题,为了一个物理问题常常和同学辩论得面红耳赤。除了特别喜欢数理化,也喜欢文学。初中三年级,就读完了红皮20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,尽管囫囵吞枣,许多文章都是一知半解。常爱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一些稿子,仿效鲁迅笔法,被低年级的同学称为“小鲁迅”。到了高三,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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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枚“毛主席像章”
1968年5月,我在煤矿当掘进工。热心的朋友向我推荐一种瓷制的“毛主席像章”,直径约50厘米,厚度约1.5毫米,底色纯白光洁,制作异常精美。5角钱一枚,一元钱三枚。我“请”了三枚,放置在用肥皂箱改装并加锁的“百宝箱”中。接着矿区发生了武斗,我跟着矿上的“造反派”群众,连夜逃到铜川市,第二天又乘车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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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慈先生家藏方孝孺赤壁赋墨宝序
吾友长安光慈先生,家传方孝孺氏所书《赤壁赋》中堂,非惟书法之至宝,其所蕴含天地之正气,尤为当世之绝无。观其字,思其人旷绝今古之人格,慨乎当世几无所谓书法,亦几无人矣!方孝孺,字希直、希古,1357年(元惠宗至正十七年)生于浙江宁海,自号逊志,世称“正学先生”。先生幼警敏,目炯炯有神,日读书盈寸,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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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的力量
从1970年到1979年,我先后被投入铜川市监狱、西安市新安砖厂、富平县庄里钢球厂以及铜川市崔家沟煤矿等监狱关押、“劳改”。其间我认识的犯人数以百计,有些后来还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使我至今仍对他保持尊敬的那个人,却不是我的朋友,而且似乎谁也不是他的朋友。他的名字叫昝觉民。时间大概是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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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师傅高守义
高守义是我第一个师傅,也是我最后一个师傅;就是说,他是我唯一的师傅。1958年2月,正是寒风料峭的日子,北京市100多名被打成“极右分子”的高校学生和教师受处分到京西矿务局“劳动考察”。我打点自己的被褥等简单行李,徐启明同学帮着送到操场的检阅台下边。徐启明与我同班而且同住一个宿舍。那时共产党实行“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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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婆
“哈哈哈哈!”“哈哈哈哈!”我面红耳赤,又羞又恼,越想越气。这是1949年的夏天,我念完了初中一年级,在外婆家度暑假。晌午时刻,外婆家凉爽的门道里总有一些人在喝茶、抽水烟、拉闲话。外婆的村子是一个有名的大村子,唤做“坡底村”,南临“官道”,居住着数百户人家。坡底村“解放”前是“乔南乡”政府所在地,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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